東亞澳遷徙線鷸鴴類水鳥遭過度獵捕

於泰國曼谷附近水田度冬的水鳥群 (林大利攝)

過度獵捕是造成遷徙水鳥數量減少的重要因素。

過度獵捕是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嚴重威脅之一，依據 Maxwell 等人於2016年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Nature)」的研究，共有 6,241 種野生動物的滅絕風險是過度獵捕所致，是排名第一的威脅因素。即便如此，評估過度獵捕對野生動物族群的衝擊狀況，仍然是一大挑戰。尤其對長距離遷徙的生物來說，在遷徙途中隨時都有可能被人類獵捕，要評估及改善狩獵的衝擊，更是難上加難。

在東亞澳遷徙線(East Asian - Australasian Flyway, EAAF)，一般來說，遷徙水鳥的數量減少大多是棲地流失所致。然而，卻鮮少人從整個遷徙線的視角來探討狩獵對遷徙水鳥的衝擊。於是，澳洲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生物科學系(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的愛都拉多·加洛卡喬（Eduardo Gallo-Cajiao）在科學期刊「生物保育(Biological Conservation)」發表了一篇有關狩獵對遷徙水鳥衝擊的研究。

這篇研究的目標在於探討：(1) 整個東亞澳遷徙線獵捕水鳥的狀況，(2) 建議獵捕水鳥的監測系統，(3) 狩獵對遷徙水鳥族群的影響。為此，研究團隊回顧了大量的文獻和紀錄，包括130餘冊的觀察日誌、新聞通訊、公民科學計畫、學術研究，甚至還有布滿灰塵的古早技術報告。

然而，自古以來早就有狩獵水鳥的活動，可能是為了填飽肚子，或是用來交易其他食物和物品。在北美洲，十九世紀時就有以獵捕來的水鳥到市場上販賣的紀錄。於北美洲阿拉斯加育空地區(Yukon)繁殖的愛斯基摩杓鷸(Eskimo Curlew, Numenius borealis)就是典型的例子。愛斯基摩杓鷸在育空地區繁殖，遷徙到南美洲東南部度冬，目前為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最後一筆確切紀錄是1962年，目前沒有影像紀錄，在eBird上的照片全是文獻的翻拍照片。依據 Hornaday (1993) 的描述，愛斯基摩杓鷸數量大幅減少是人類過度獵捕所致。奧杜邦學會曾於2018討論是否要宣布滅絕。另一個因過度獵捕而嚴重瀕臨滅絕的遷徙水鳥是例子是分布於北非的細嘴杓鷸(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最後一筆繁殖紀錄是在1925年，1994年時認為數量已少於50隻，目前也考慮是否宣布滅絕(Graves, 2010; Gretton, 1991;)。

結果發現，東亞澳遷徙線的鷸鴴類水鳥中，有30多種在路途遙遠的遷徙過程中遭到獵殺，其中包括9種受脅物種。光是在泰國北大年灣、中國長江三角洲和印尼爪哇西部，就有1萬7,000多隻、16種遷徙水鳥遭獵殺。統計下來，整個遷徙線沿途有數百的地點仍在獵捕水鳥。以往，大部分人只看到周邊地區的狩獵活動，可能覺得狀況不嚴重而忽視狩獵的威脅。然而，事實上，遷徙水鳥隨時都會遭遇到獵捕威脅。假設剛啟程先被捕20隻，到了下一個國家又在被捕20隻，如果經過10個國家，一共被捕殺200隻。但是，如果只以國家的角度來看，就只會記錄到20隻被獵殺，和實際狀況相差了10倍。也就是說，評估遷徙水鳥的狩獵威脅，必須要從整個遷徙線的角度來看，而不能只能單一國家的狀況來看。現在，這份研究終於讓全貌露出曙光。

同樣的，要解決遷徙水鳥遭獵捕的問題，也必須要整個遷徙線上的國家共同合作才行。東亞澳遷徙線共涵蓋23個國家，雖然有些水鳥的監測和保育工作已經透過東亞澳遷徙夥伴關係(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Partnership, EAAFP)和國際濕地聯盟(Wetland International)的亞洲水鳥普查(Asian Bird Census)等國際方式來合作推動。然而，目前卻仍舊缺乏有關狩獵議題的討論。近年來，這些遷徙水鳥在遷徙途中所需要休息覓食的泥灘地，已經減少三分之二，再加上這篇新研究揭露了狩獵的衝擊，遷徙水鳥的未來仍然令人憂心忡忡。

主要參考文獻

Gallo-Cajiao E et al. 2020. Extent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hunting on migratory shorebirds in the Asia-Pacific.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46: 108582 link

規劃保育優先次序時，常見的六大錯誤

近幾十年來，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育議題層出不窮。但是，保育工作所需要的資源卻是有限的，例如時間、金錢、人力，這是執行保育行動時必須面對的現實與抉擇。換句話說，當我們把某些事情做好時，就有另一些事情做得不夠好。因此，在分配這些資源的時候，必須先設定解決各項議題的順序，稱為「保育優先次序(conservation-prioritization scheme, Brooks et al. 2006; Wilson et al. 2006)」，例如保育地點的選擇、保育對象(物種)的挑選、決定採取的策略與行動、以及經費分配等。目前「決策科學(decision science)」中的決策程序，已經廣泛應用於保育優先次序的規劃，幫助決策者在面對極度複雜的保育議題時，能夠做出最佳的決定。

然而，現實往往事與願違，在決定保育優先次序時，常常出現以下六大錯誤，而難以求得最佳的保育優先次序。也就是說，資源分配的方式並不理想。

錯誤一、未理解到「擬定保育策略」就是「設定優先次序」；「設定優先次序」就是「決定資源的分配」

在擬定保育策略的過程中，提出保育計畫的人，通常是保育生物學家；而做出決策的人，通常是土地所有權人或政府部門。由於「提出計畫」與「做出決定」往往不是同一人，讓保育工作的規畫到實務之間，出現許多落差，最常見的是經費分配不足，或是忽略了某些必要重點，導致保育計畫窒礙難行。由於保育計畫的各項工作細節是環環相扣的，如果有一部分的資源沒有到位，工作就難以推行。因此，資源分配的多寡和與預算額度的落差，其實同時決定了各項保育計畫的優先性。資源越多或是與預算之間的落差越小的項目，就是較為優先的工作。然而，如果決策者沒能理解到這一點，就會因為部分資源不足而使保育行動失敗。

錯誤二、議題的定義不明確

將保育議題明確地定義清楚，是排定保育優先次序時，最重要的基礎工作。如果議題不明確，很可能造成決策者理解或認知錯誤，導致資源的分配出問題，例如額度不足或是配給的比例失衡。此外，將議題定義清楚，才能確切地針對問題提出解決的策略，以及相應的資源需求。在計畫提案者和決策者不是同一人的狀況下，將議題描述清楚，避免造成雙方認知有落差，進而導致資源分配失準的問題。

當然，為了降低資訊流失或誤解的風險，更理想的方式，是讓擬定保育計畫的保育生物學家進入決策圈，而不是只在研究論文中留下一行「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保育及經營管理之參考」。由於保育生物學家通常不是分配資源或指揮行動的決策者，如果連決策圈都難以涉入，那麼他們的策略就形同泡影。

錯誤三、未設定「保育行動」的優先次序

在安排保育優先次序的確切對象，是「保育行動」沒有之一。執行保育行動需要資源，因此，所謂的「安排優先次序」，就是安排保育行動執行的優先性。然而，保育優先次序容易誤解為某些棲地或某些物種的優先次序，例如原始林優先於次生林、保育類野生動物優先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但是，只從保育對象來看，並無法確切的評估需要多資源來執行保育行動。因此，「保育行動」所需要的資源與成本，才是保育優先次序真正且唯一評估的對象。而且，保育行動的內容與方法，也必須清楚描述，才能與其他的策略做比較。在評估資源分配時，必須要考慮(1)該保育行動是否可行？ (2)該保育行動的效益如何？ (3) 是否也有其他的資源可運用？ (4) 是否能確實獲得所需的資源？

錯誤四、過於武斷

決定保育優先次序時，常常需要在資料和資訊非常有限的狀況下做決策，例如資料的時空尺度與問題本身不相符，或是僅有間接可用的資料與資訊。因此，決策者難免需要加入個人的知識與經驗來協助決策。然而，在常用的「序數打分數」的決策機制中，不同決策者對於各格級距的認知不盡相同。2 分就一定是 1 分的兩倍嗎？5 分就一定是 2.5 分的兩倍嗎？委員A的兩分會不會等於委員B的3分？

再舉個例子，為了評估A、B兩分案的優先次序，共有三位委員，評分標準是：非常好4分、很好3.5分、普通2.5分 很糟糕1分。結果得分如下：

行動A：2.5+2.5+2.5 = 7.5 分

行動B：3.5+3.5+   1 = 8    分  => 行動B優先

但如果評分標準將「很好3.5分」改為「很好3分」，結果得分就會完全相反：

行動A：2.5+2.5+2.5 = 7.5 分  => 行動A優先

行動B：3   +3   +   1 = 7    分  

由此可見，用級距評分不僅有過於武斷的問題，在級距差距不大的狀況下，即便同樣的評分者，也可能導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錯誤五、無從得知判斷依據

有時候，就保育優先次序的結果來看，無法看出其中的公平性或獨立性，也就是無法從結果得知決策者評估的依據。一方面是承上一段過於武斷的判斷所致，另一方面是評估過程中，鮮少呈現於評估結果。此外，評估結果常常由多項變數的綜合考量所得，例如族群變化趨勢、族群量、族群分布範圍、潛在受脅風險等，都是評估物種是否歸類保育類的參考變數。然而，有時候在一個國家保育法規的結構之下，比起修法，直接列為保育類是最有效果的手段。但這些考量不一定能從公開的文件中看出來。

錯誤六、未事先設想失敗的風險

幾乎所有的保育行動都有失敗的可能，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在規劃保育優先次序時，卻很少有妥善的失敗風險評估，並提出可能的改善、補償或因應措施。尤其在現實狀況下，執行保育行動的可能是在地社區或相關的權益關係人，這些人最在乎的不一定是保育行動本身，反而是生計是否會受到影響，或是是否能因而受惠，執行保育行動是不是值得參與的「投資」。有時候，社會觀感和政治情勢也是導致保育行動失敗的潛在原因，例如外來種移除。保育行動的失敗，也意味著保育資源付諸流水。事先評估失敗風險並作為資源分配的考量，也是評估保育次序時的重要工作。


經費、人力、時間等資源是有限的，而且保育行動有時相當迫切，妥善的優先性評估，有助於提出保育行動的效能與效率。除了上述的六大問題，在各種局勢變化快速的現代社會，時時掌握工作進度、突發狀況的應變，事實調整策略和資源分配，也是必要的措施。在決策科學中，已經有許多為環境保育設計的流程與建議(e.g. Gregory et al. 2012)，保育生物學家和決策者都應該學習相關知識與接受訓練，畢竟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快速而劇烈，而且是永遠無法挽回的消失。

主要文獻

Game ET et al. 2013. Six common mistakes in conservation priority setting. Conservation Biology, 27(3): 480-485. link

參考文獻

Brooks, T. M., R. A. Mittermeier, G. A. B. Da Fonseca, J. Gerlach, M. Hoffman, J. F. Lamoreux, C. G. Mittermeier, J. D. Pilgrim, and A. S. L. Rodrigues. 2006.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Science 313:58–61.

Gregory, R. 2000. Using stakeholder values to make smarter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Enviornment 42:34–44.

Wilson, K. A., M. F. McBride, M. Bode, and H. P. Possingham. 2006. Prioritizing global conservation efforts. Nature 440:337–340.

保護區劃好了！然後呢？ 然後它就爛掉了

世界各國保護區覆蓋國土比例(KVDP@wikipedia CC3.0)

目前地球上的陸域保護區已經超過 20 萬個，總面積超過 2 千萬平方公里，將近佔地球表面的 15%，面積比南美洲還要大。劃設法定保護區的目的，不外乎是保護範圍內的野生動植物，不受到外界人為干擾的侵害。

然而，在【科學】(Science) 刊出的文章發現，全球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保護區(約六百萬平方公里)內部，正受到強度的人為開發。這些開發形式包括：開闢道路、採礦、工業化伐木、集約農業活動、發展鄉鎮甚至大城市。這些開發行為，都對保護區內的野生動物造成劇烈的影響。更令人感到靠北的是，這些行為好死不死正是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幾個主要原因(Maxwell et al 2016)。

為了要評估世界各地保護區內部，人類對生態環境形成的壓力，作者採用的指標是「人類足跡(human footprint, Venter et al. 2016)」。這個指標綜合了各種人為活動，例如建物環境的擴張程度、農業環境、人口密度、日間照明、道路、鐵路及航道等。題外話一下，也是有人用手機訊號的覆蓋度做為評估人類活動狀況的指標，雖然準確度有限但是資料取得和評估速度很快(Macedo et al. 2018)。

驚人的是，將近四分之三的國家，其內部至少一半的保護區受到人為活動的強烈影響，其中以西歐和南亞最為嚴重。舉例來說，肯亞的 Tsavo East 國家公園和 Tsavo West 國家公園被鐵路貫穿，那裏是嚴重瀕臨滅絕的東非黑犀牛和非洲獅的主要棲地。此外，沿著鐵路正在規劃一條六線道的高速公路。即便是美國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和黃石國家公園，也受到大量觀光人潮和興建基礎設施的影響。

蘇門答臘的 Bukit Barisan Selatan 國家公園，同時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襲產，也是嚴重瀕臨滅絕的蘇門答臘虎、紅毛猩猩和蘇門答臘犀牛的棲地。然而，該國家公園內目前有超過10萬人非法居住，且開墾的咖啡園佔了國家公園面積的15%。

保護區是保護大自然的基本功。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在2010年所設立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中，目標11 要求各締約國陸域保護區面積至少達國土的17%，而目前一共有111個締約國達成這個目標。作者群檢視了這111個國家內的保護區的實際狀況，扣除內部有強度人為活動的保護區，經過檢視之後，只剩下37個國家的陸域保護區達成愛知目標11。

許多國家的政府在締約方大會上聲稱自己的保護區做得很好，但其實根本禁不起事實的檢驗，保護區內部正遭受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全球保護區的數量和覆蓋面積都明顯增加，但是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卻絲毫沒有減緩。

這篇研究成果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是也對全世界保育的現況據實以告，點醒許多沉浸在劃設保護區的迷思與幻想。如果沒有審慎審核保護區劃設之後的經營管理狀況，那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對保育不僅沒有幫助，反而還可能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時機。

但是但是，保護區仍然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基礎工具，在妥善的經營管理策略之下，確實能夠有效地減緩野生物受到的威脅。面對這個研究結果，我們都應該提醒各國政府，必須嚴肅的面對自然保育課題。對保護區現況做確實且完備的評估，才是讓保護區發揮功能與價值的王道。

主要文獻

Jones et al. 2018. One-third of global protected land is under intense human pressure. Science, 360: 788-791. link 


引用文獻

Macedo et al. 2018. Atlantic forest mammals cannot find cellphone coverage.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20: 201-208. link

Maxwell et al. 2016. Biodiversity: The ravages of guns, nets and bulldozers. Nature, 536(7615): 143-145. link 

Venter et al. 2016. Sixteen years of change in the global terrestrial human footprint and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 7: 1-11. link (The seventh author, Dr. Hugh Possingham, is also an eBirder)

政府的保育效能是水鳥保育的重要關鍵(Amano et al 2017 Nature)

(Amano et al 2017 Nature)

2018第一件事，來介紹這篇喜憂參半的文章
在這個生物多樣性快速流失的年代，瞭解全球生物多樣性變化及原因，是近年世界各地投注保育工作的重要任務。然而，要有遍及全球的資料實在不容易。研究團隊使用了國際水鳥普查(International Waterbird Census, IWC)和聖誕節鳥類調查(Christmas Bird Count, CBC)的從1990年到2013年資料，包括461種水鳥及25,769遍及全球的調查點。
研究結果發現，以全球尺度而言，政府在保育政策上的努力程度，對水鳥族群量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保育成效較差的地區，例如西亞、中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水鳥的族群呈現下降趨勢。然而，在濕地保護區較為完善的地區，水鳥的族群呈現增加的趨勢。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1. 這篇文章的亮點：在全球的尺度(一定要強調尺度)，各國政府在保育上的努力，是最根本的原因。你可能會想問，咦?之前不是有說過東亞水鳥的族群下降是泥沿海灘地流失造成的(Studds et al. 2017)? 中國人工沿海的長度已經超過萬里長城(Choi et al. 2017; )? 也有分析全世界物種紅皮書，發現過度獵捕和農業擴張分別是物種受脅的兩大主要原因(Maxwell et al. 2016) ? 對，但是再仔細探討，能夠減緩濕地流失、取締過度/非法獵捕、管理農業擴張的，也就是各國政府的施政了。能夠直接透過政府的公權力來管理這些造成自然資流失的因素，是最有效且直接的做法。這樣的結果，對保護區系統設立良好的國家而言，是不錯的強心劑，在保護區設置的努力確實有功效。

(Maxwell et al 2016)

2. 當然，令人感到憂心的是，政府的保育成效不彰，有時候也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一直難以解決的貧窮問題。【貧窮】是保育工作的頭號大敵，也是最棘手的敵人，全世界都在面對這個考驗。沒辦法，你很難跟肚子餓的人談保育。當然，這件事情在全球的保育工作上也不是毫無轉機。前年(2016)，我在墨西哥出席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大會時，前三天真是血淋淋的目睹大家爭取聯合國資源的現實。表現比較好的國家，例如瑞士和南非，都很容易的憑著過往的保育成績，取得聯合國的支持。也有像哥斯大黎加，直接開口說要一千億美金，才有辦法做到(然後中國代表就大撒幣說缺錢來跟我們要，下一秒被主席中斷發言)。自從生物多樣性公約從1992年以來，第三大目標【公平合理分享惠益】已經逐漸可見成效，貧窮的國家已經團結起來，以自己的保育成效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平起平坐的跟歐盟或其他已開發國家談判，把他們逼得不要不要的。表現最好的是以南非為首的非洲南方聯盟，他們一起執行的監測項目有三十幾個，在會議上發言和附議的聲勢可說是胸有成竹地排山倒海而來，貧窮國家不再成為國際會議上的弱勢。

(CBD COP13主席台 林大利攝)

3. 更重要的事情是，能做到這樣的研究成果，完全仰賴廣布世界各地的生物分布資料。目前能夠有效蒐集這種資料的方法，主要以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為主流，才能夠在有效率地執行長期且大範圍的監測。雖然公民科學資料存在著變異與偏差，但是這些問題已經逐漸獲得改善，也找到校正的方法，更能將不同公民科學的資料相互結合，成為各位所看到的成果。因此，對每一個人來說，最簡單、最有效的保育貢獻，就是參與公民科學計畫，將蒐集的資料開放給全世界。沒有公民科學，就沒有這一篇文章。

(Amano et al 2017)

臺灣的公民科學請進【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
4. 各位可以在圖中看到臺灣也有點位，這是由臺灣各地鳥會及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資料庫提供給IWC的資料。2013年以後，這些資料的供應會由【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Taiwan New Year Bird Count, NYBC Taiwan)】的資料接手(臺灣的聯絡人就是我)，和我聯繫的主要是第五作者Taej和第六作者Tom，目前我們已經提供2014年和2017年的資料，只是正巧不在這篇文章的分析年代範圍內。中華鳥會分別從2013年和2015年起推動的eBird Taiwan和NYBC Taiwan，都會持續地蒐集臺灣鳥類的時空分布資料，並且開放給全世界。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我們一直推動公民科學的原因。
eBird Taiwan、NYBC Taiwan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團隊提供)

引用文獻：Studds et al 2017 、Choi et al 2017、Maxwell et al 2016